我的藝術創作秉承了「現代水墨畫」在技法革新上的一貫思想，由於受到傳統拓本藝術的啟發，遂選用軟木切成的小方塊替代毛筆，並以攝影圖片為原始的圖像資料，通過軟木方塊的反覆印製，表現出一種嶄新的視覺效果。這種富於理性的繪畫手法，跟傳統國畫所講求的筆墨觀念截然不同；同時在創作過程中的絕對操控，也有別於一般現代水墨畫家所採用的隨機性技巧，實隱含一種對機械複製時代量產化文明的批判。

我的繪畫作品在題材選用上，雖然仍以自然景貌為主，然而通過自我作古的表達方式，力圖擺脫傳統山水美學的窠臼，顯現出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化內涵。作為一個身處於世紀交替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家社會的轉變以及自我存在的困惑，無疑必須進行深刻的探討與省思。因此我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繪畫，應該從傳統文人藝術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以富於人文主義的思想關注人生與反映現實。

縱觀我早期的繪畫創作，皆一再利用細格分化的處理方式，寄寓祖國山河的分崩離析。有的作品借取了古代碑刻的造形制式，探討祭祀哀悼的生死觀念；有的又採用神像眼部的特寫手法，揭示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有的則透過春夏秋冬的重新詮釋，反映人世苦難的轉瞬即逝。這些畫作無不試圖在傳統山水美學的基礎上，增添更為豐富而深刻的文化思想與現代精神。

由於上述深層的藝術內容與文化意義，往往潛藏在表象的繪畫形式之下，不易被一般的觀者所了解，因此我特別注重每件作品的標題，以求點到其中的關鍵，藉此透露出委婉蘊藉的內在意涵。譬如《四祭山水》及《山水、山碎》等作品，借取了語言上的諧音，而其他如《哭泣的山》、《目迷五色》或《在右兩難》的畫題，則運用文學修辭中的隱喻、借喻及擬人法等，讓觀者透過熟知的文字用語或成語典故，來發現新的人文意識與文化含義。

關於文字與繪畫的關係，傳統的文人畫即強調書畫的結合，此種饒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藝術理念如何進行現代轉化，似乎可以為當代中國藝術創作者擺脫西方強勢文化的支配提供一條可行之途。我近年來的創作正是關注於這方面的問題，意圖在形式上藉文字作為圖像的背景，重新表現傳統文人繪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意趣；進而再透過圖與文的相互對應，寄寓種種社會、政治及文化的意義。我強調的這種汲古以潤今的藝術追求，在當前中國繪畫形式與美學觀念的更新上，望能保留自主性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