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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殖民情境與香港現代水墨畫
>> 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解析當代台灣美術
後殖民情境與香港現代水墨畫
李君毅
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是近年來學術界一個極富爭議的課題,相關的論述可謂聚訟紛紜。1對於主權回歸中國的香港而言,後殖民的問題無論在意義界定或概念運用上,都顯得格外錯綜複雜。一方面,香港繁榮開放的國際大都會形象,實在難以揭示英國殖民主義長期施行的經濟掠奪與政治壓迫,而其本土文化歷史的匱乏,也無法彰顯西方帝國主義一直進行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香港在解除英國殖民統治後,並未得到國家主權的獨立自主,而是變成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北京中央政府的領導下享有「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
香港迥異的殖民地經驗與解殖民過程所構成的後殖民情境,誠然不能籠統地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一概而論,然而當前盛行的各種後殖民理論,卻為香港文化政治的分析提供了建設性的思考空間。譬如周蕾就針對香港的獨特狀況,借用了後殖民學者巴巴(Homi
K. Bhabha)的一些論點,指出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必須存在一種足以讓文化我表述的「第三空間」(Third
Space);藉此香港主體性的文化生產,既可以對抗西方殖民主義的霸權支配,也能夠抵禦中國民粹主義的威權控制。2
香港處於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等價值觀念的衝突中,其「中間性」(in-betweenness)的特色正巴巴所言,在各樣差異之間的夾縫中尋求超越對立的固有範疇,從而實自我文化身分的重構。3本文所要探討的香港現代水墨畫,就是建構在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之間的一種文化產物;而將現代水墨畫這種藝術創作置於香港特殊的後殖民情境中,利用「空間」的概念加以解析與重述,無疑將可避免一般「融會中西」論的陳詞濫調,真正還其文化自創的本色。
一 殖民歷史與文化空間
眾多有關香港美術的論述,往往把六十年代在香港藝壇上勃然興起的現代水墨畫,千篇一律地視為中國傳統繪畫加上西方現代藝術的混合物。因此論者分析香港現代水墨畫時,不是強調「現代」藝術觀念上跟歐美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
Expressionism)或動勢主義(Gesturalism)的因依關係,就是著重「水墨畫」素材運用上跟傳統筆墨技法的沿革意義。4這種「時間」概念的線性思維方式,可說將香港現代水墨畫拘囿和固定在一種「歷史」的再現形式上,熟視無睹了它與殖民地處境之間的關聯。
根據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看,歷史再現的論述策略作為帝國主義強權統御殖民領地的利器,可以有效地壓制被殖民者對於民族意識和本土文化的訴求。5任海曾以香港官辦展覽會為例,說明了殖民地時代的港英政府對展品的詮釋,一貫使用主導歷史再現的權力為英國的統治利益服務,刻意掩蓋其中任何具有反殖民化政策的意涵。不過處於英國殖民主義意識形態長期宰制下的香港,其文化政治上的困境並不會隨著主權回歸而自動得到解脫,實際上九七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仍須依照中國宗主政權的要求來表述自己的歷史。6
面對這種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持續與更迭,李小良認為香港本地的批評論述,應該「考察和挖掘──假設歷史現實已然客觀存在──這小城未為人知的,有待梳理的歷史與文化;或想像創造──意識到『歷史』的文本性和『再現』的弔詭──它的主體性,以邊緣抗衡或顛覆中心。」7無疑香港必須早日走出殖民地的歷史陰影,重新體認失落的文化身份;因而當下此刻探討香港現代水墨畫,正可借鑑方興未艾的後殖民理論,利用「空間」的多重性角度切入,一洗它過往由「時間」概念所塑造出來的刻板形象。8
關於香港現代水墨畫的「空間化」論述,首先需要正名責實地為「香港」特殊的殖民地文化重新定位,同時強調「現代水墨畫」跟中國傳統繪畫以及西方現代藝術之間的差異。其實香港這個地處中國南隅的彈丸小島,儘管長期遭受英國的殖民統治,但由於其地理位置上跟祖國大陸比鄰接壤,因此本地居民始終無法磨滅那份血肉相連的民族情感。難怪在香港狹小的文化空間裡,一直存在著西方殖民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強烈衝突;而香港本地的一些文化生產,卻不曾默然接受西方或盲目認同中國,反而在兩種極端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的夾縫中,呈現出一種獨有的抗衡意識。9
香港現代水墨畫正是具有這種抗衡意識的,「中間性」文化產物,它能夠在本地文化空間裡發展出來,事實上跟六十年代末殖民地社會出現的政治抗爭運動不無關聯。回溯香港在民族主義高漲的「六七暴動」事件後,由學界發起了一波反殖民主義的「中文運動」,爭取把中文列為正式的官方語言。當時應際而生的現代水墨畫,開宗明義地標榜「水墨畫」的藝術創作,正是呼應此一反殖民化政策的風潮,試圖打破藝壇上西方視覺語言的壟斷局面。至於香港現代水墨畫的另一重抗衡意義,則是通過「現代」藝術觀念的強調,不但展現了對傳統國畫保守勢力的批判,同時更顥示出在國家認同問題上的抗拒──「現代水墨畫」一詞刻意淡化國家主義的色彩,以避免跟中國大陸共產主義政權下為政治服務的所謂「新國畫」相提並論。10
二 邊緣地位與流徙經歷
誠如洛楓所說:「無論相對於中國大陸還是英國,香港都處於邊緣的位置,夾纏在這兩個強國之間,香港的文化、文學和歷史從來都沒有得到承認和肯定。」11香港雖然已經由英國的殖民地轉變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但不管從地緣政治或文化版圖的角度來看,這個城市始終是處於中心以外的邊緣地帶。在此種偏陲一隅的處境下,香港的文人往往被不同的中心論述視為中西文人的緒餘;而安身立命於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之間的香港現代水墨畫,其「邊緣性」(marginality)的特點無庸贅述,也一直未受各方應有的重視。
隨著後殖民論述的播散,有關「邊緣性」問題的討論可說甚囂塵上,其中在在針對來自「中心」的霸權壓迫提出非難。不少後殖民論者認為,過去殖民主義強權通過論述機制的知識/權力結構,鞏固了帝國主義以及種族中心主義所奉行二元對立的中心/邊緣模式,從而名正言順地把其他非我族類者邊緣化,並且進一步假啟蒙教化之名行殖民支配之實。12對於香港特殊的後殖民情境而言,既然殖民地或附庸區的邊緣命運終究無法擺脫,本地的論述生產唯有依靠「解中心化」(decentring)的批評策略,如此方能在晚期資本主義的國際化趨勢中,確立自身文化的差異性與抗衡力。
周蕾則以自己北美華裔香港人的邊緣身分,指出:「這種非香港人自選,而是被歷史所建構的邊緣位置,帶來了一種特別的觀察能力,而且使人不願意把壓迫經驗美化。」13她相信在香港這個移民城市中,流離轉徙在知識分子具有特別的「漂泊離散」(diaspora)意識,足以產生一股集體力量來抵制中西西方的中心主義霸權。事實上此一流徙經歷和漂泊意識,也正是香港現代水墨畫家們普遍的命途心跡。從早年的呂壽琨、周綠雲、劉國松、王無邪,到晚一輩的靳棣強、郭漢深、陳君立等人,14無不因政治的紛擾動盪而自中國大陸流寓香港,不過他們卻在這塊異鄉客土上找到了藝術創作的一片園地,共同耕耘出香港現代水墨畫的奇葩。
或許這些現代水墨畫家只是棲居香港的遊子過客,但流徙的經歷反而讓他們在邊緣的空間裡,得以不畏中西文化強御的壓制,自覺自主地審視本地藝術創作的問題。後殖民學者薩伊德(Edward
W. said)就曾經提到,作為一個流徙的知識分子,置身邊緣的處境往往使之無視常規與現況,遂能以不落俗套的思考方式或誕妄不經的行事手段,作出標新立異的創舉。15由是觀之,香港現代水墨畫家雖然處於英國殖民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兩難之間,其創作卻可以通過不拘一格的革新理念,來對抗傳統國畫的保守勢力和西方藝術的權威地位,從而建構起香港獨特的文化身分。
三 混雜身分與他者文化
儘管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並開始實行「港人治港」,然而在當前的後殖民情境中,關於國家認同和社會歸屬的問題仍然困擾著本地居民,令他們對「香港人」的身分定位存有不少疑惑。16梁秉鈞談到香港人的複雜身分時說:「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又好像帶一點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是四九年後來港的,對於原來在本地出生的人,他當然是『外來』或『南來』了;但對於七八十年代南來的,他又已經是『本地』了。」17他還認為香港的文化身分,就像本地使用的語言文字那樣駁雜不純──香港的官方語言以往是英語,而一般的書面語則是北京話的語法,可是日常用語卻是廣東方言。
香港文化身分的「混雜性」(hybridity),基本上是晚期資本主義「跨文化」(transculturation)之下的普遍現象。所以在這個中西混雜的香港文化空間裡,文學寫作上的語言文字或藝術創作上的形式技巧,出現各樣不中不西的雜糅情況,也就理所當然地見怪不怪。試看香港現代水墨畫的創作,其紛繁雜沓的表現手法,的確難以用中國傳統繪畫或西方現代藝術的既有標準來評斷。譬如周綠雲以狂草筆觸襯以蠟筆線條呈現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劉國松靠拓墨肌理以及拼貼方式經營出新穎的藝術構成,王無邪用米點皴法加上西方顏料積染出豐富的畫面質感,陳君立藉反覆漬墨配合噴槍上色營造出奇異的色彩氛圍,可謂各家各法不一而足。
香港現代水墨畫跟中西方文化混雜的關係,呂壽琨其實早已關注到,他說:「東方有的是茅台酒,西方有的是拔蘭地酒。如要談混交,先要兩種都『有』,其次要有得正確……我們今後所要的既非雞尾酒,更不是變了質的酸酒水酒,而是要重行醞釀,落足材料,釀成我們今日所需要的酒。」18誠如呂壽琨的比喻,香港現代水墨畫的確是中西方藝術之間別具一格的文化自創;因此相關的批評論述不應將之視為一種表面混雜的文化產物,而必須把它放中西文化夾縫中所存在的「第三空間」,如此方能呈現其獨有的差異性與抗衡力。
巴巴的後殖民論述精闢地指出,第三世界國家「混雜性」的文化身分,假若無法質疑支配性論述的等級制度與權威地位,那就只有繼續扮演帝國主義中心神話下「他者性」(otherness)的次等文化角色。19從這種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看,香港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的前後夾制,本地的文化身分有可能變成「雙重他者」而遭納入中西方各自的中心論述內,以提供另類他性的地方特色或異鄉風味來襯托出主義性文化的包羅萬象。
事實上在晚期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全球性擴散下,「他者性」彷彿成為了當下文化生產的最佳賣點,「變成他者」也不失為一種時髦時徑。20朱耀偉的文化評論就警告:「這種以『異國』為名的消費主義無不將『他者』商品化,而第三世界知識分子在這脈絡下也順理成章的變成了『他性機器』,以生產供第一世界消費的『他性』為其職業。」21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商業都市,本地的文化空間難免充斥著各種「他性」的流行文化產物;而面對這種跨國資本主義的商品化趨勢,香港文化的混雜身分如何披沙簡金地呈現自我的主體意識,從而彰顯巴巴所指的「中間性」力量,無疑是後殖民情境中本地批評論述的當務之急。
四 都市景觀與想像空間
香港對於自我文化身分的認同,誠然跟這塊土地上的生活空間息息相關;縱覽本地的文學創作乃至電影製作,其中較具代表性者無不以這個華洋雜處的都市為背景,反映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不同面貌。反觀香港現代水墨畫的作品,在主題內容方面總是方外的山山水水,可說與本地景觀毫無關聯並且跟現實生活全然隔絕。22無怪乎劉霜陽曾經提出批評:「在七十年代的現代水墨山水畫中……你找不到任何人物或與人類相關的事物──屋、橋或舟艇。這是一個沒有地理、沒有時間、沒有文化背景的空間。」不過他也質疑:「從另一個層次看,這種迴避是否有著更深層的文化、政治、歷史因素呢?」23
眾所周知,香港的經濟活力與發展速度使其外觀不斷地變化,在這個日新月異的都市裡,本地居民不免都曾有眼花撩亂的視覺經驗。放眼香港都市內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琳琅滿目的廣告板、瞬息萬變的螢光幕、縱橫交錯的建築物,亞巴斯(Ackbar
Abbas)認為置身其中的人,定然會感到目眩神搖而不禁把視線移開,此種對都市景觀的視覺規避最終就造成了一種「無地域性」(placelessness)的感覺。24因此表面看來,香港現代水墨畫家「無地域性」的山水創作,似反映其對現實環境的冷漠疏離;然而他們沉迷於如斯孤絕的山光水色中,實際上也可理解為個人與都市生活互動的另一層內心寫照。
王無邪又曾說:「我發現我在國畫家群中是畫西畫的,在西畫家群中是畫國畫的,在任何畫家群中可能像文人,在文人群中卻不是文人。」25他抱著這種邊緣人的心態,實難以對週遭的都市景觀產生表象上的認同感,結果惟有投向遁離現實的山水,在箇中的想像空間裡自我放逐流離。王無邪和不少香港現代水墨畫家,像劉國松、龔佩雲、劉偉基等,其作品雖然各有特色,但也不難發現一個共通點,就是他們經常把山水圖像分割重組,使整個畫面呈現出零散化的狀況。這樣的表現手法放棄了空間再現的傳統透視法則,而採用一種「偏離中心」(eccentricity)的構圖方式26,成功地消解來自畫面或透視中心的主導力量,給予觀者仿如游目於現代都市所幻生的視覺經驗。(從香港現代水墨畫作與本地都市景觀的圖片對照中可見一斑)
本文對於香港現代水墨畫「空間化」的探討,旨在解析和重述本地特殊的文化身分,從而在當前的後殖民情境中,自中國民族主義和英國殖民主義的襁褓中成長起來,展現出獨立自主的文化個性。從這批香港現代水墨畫家的作品可見,他們雖然遨遊在自由想像的山水空間裡,然而通過解構畫面的空間所產生的拼貼式和片斷性的視覺效果,卻又婉曲地反映了其「混雜性」的都市生活經驗。難怪注視著這些讓人目迷五色的現代水墨畫,就彷彿進入了香港都市多元混雜的大千世界──在這些空間中流連,逐漸發覺很難分辨什麼是本來的、什麼是外來的;什麼是自己的、什麼是他人的;什麼是傳統的、什麼是現代的;什麼是東方的、什麼是西方的……27
注釋
1 有關後殖民主義的各種爭議,可參閱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Key Concepts in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186-192.
2 見周蕾<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羅童譯,《寫在家國以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91-102。
3 見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1-3.
4 見David Clark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egotiations
with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Hong
Kong Art'. Art and Place: Essays on
Art from a Hong Kong Perspectiv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65, 66.
5 見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355-57.
6 見任海,<看的辯證:展覽櫥中的香港>,劉宇光譯,《二十一世紀》第41期(1997年6月),頁106-20。
7 李小良,<前言:否想香港>,載王志宏、李小良、陳清橋,《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出版,1997),頁12。
8 此處參考了阿希克羅夫特等人有關後殖民文學的批評理論,見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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